北京法源寺地区的“纵胡同”与会馆故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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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法源寺地区的“纵胡同”与会馆故事
法源寺前街青砖灰瓦间，南北走向的纵胡同里，曾走过谭嗣同赴死的坚定脚步，回荡过绍兴会馆里鲁迅的沉思踱步，也见证过无数会馆中变革思想的激烈碰撞。

在北京宣武门外，法源寺历史文化保护区保存着一种独特的城市肌理——南北走向的“纵胡同”。与北京内城主流的東西走向“横胡同”不同，这片区域的胡同如同竖琴之弦，南北贯通，弹奏着北京城市发展史的变奏曲。

这些纵胡同里，青砖灰瓦的会馆建筑曾容纳过来自全国各地的文人、官员、学者，他们在绍兴会馆、浏阳会馆、湖南会馆等场所交流思想，碰撞出中国近现代史上重要的思想火花。

01 法源寺与纵胡同：北京城的独特肌理
法源寺地区位于北京市西城区牛街街道东南部，核心保护区范围约16.16公顷，是北京市正式公布的历史文化保护区之一。

这片区域东为菜市口大街，西是教子胡同，北为法源寺后街，南至南横西街。

与北京内城普遍东西走向的“横胡同”不同，法源寺地区的胡同多呈南北走向，被北京人称为“纵胡同”。

在广安门内大街、骡马市大街与枣林前街、南横西街周边区域，南北方向的街道胡同计有广安门南顺城街、南线阁街、牛街、教子胡同、西砖胡同、七井胡同等多条纵胡同。

烂缦胡同以西的大部分纵胡同属辽南京道路遗存，烂缦胡同以东至潘家河沿则属金中都的道路遗存。

这种独特的胡同走向与北京老城的历史演变密切相关。现在的广安门内大街，在辽南京时位于安东门以内，是贯穿南京东西方向的干道。

而枣林前街与南横西街则横亘于子城与大城之间，是其时南部的重要通道。

为了进入这两条道路，南北方向的通道当然最为直接、简便，因此这里的街巷、胡同多南北走向也就易于理解了。

02 历史回眸：从唐悯忠寺到清代法源寺
法源寺是这片区域最古老的地标，其历史比北京城还要悠久。法源寺始建于公元645年（唐太宗贞观十九年），而北京城的前身元大都，最早在1267年才开始营建。

也就是说，法源寺比北京城早了600多年。

修建法源寺的是唐太宗李世民。公元645年2月，李世民亲征高句丽，由于战事拖得太久，战线拉得太长，加上冬季气候寒冷，唐军难以适应，只好班师回朝。

李世民回师途中经过幽州时，下令在幽州东南部修建一座寺庙，哀悼阵亡将士，寺庙赐名为“悯忠寺”。

寺庙的建造断断续续，直到公元696年才真正完成，寺内建有悯忠阁，供奉阵亡将士牌位。

历史上悯忠寺曾有“悯忠高阁，去天一握”的民谚，形容其雄伟壮观。

1400多年来，悯忠寺见证了无数历史事件，被誉为“一座法源寺，半部中国史”。

1127年，金军攻陷开封，将宋钦宗赵桓押送到北方，拘禁在悯忠寺里住了好几年，直至病逝。

元代，南宋遗民谢枋得被强征到大都，囚禁在悯忠寺里。他看到寺内的曹娥碑，感慨“小女子犹尔，吾岂不汝若哉！”随后绝食而死。

明正统七年（1442年）重修后，悯忠寺改称崇福寺，到了清朝雍正时期，改称“法源寺”。

清代法源寺以丁香花著称，每年四月，丁香花团锦簇，香气馥郁，寺中举办丁香诗会，是北京著名的文化活动。

03 会馆林立：纵胡同里的文化交融
法源寺历史文化街区曾是会馆建筑密集分布的区域。经查阅历史资料，初步确定法源寺历史文化街区中曾经有过24处会馆，涉及全国12个省份。

这些会馆包括省属会馆8处、府属会馆5处、县属会馆11处，均为清代设立，且主要是清代晚期。

北京的会馆作为以籍贯为基本纽带的机构，为同乡或同行业人提供了异地居住、聚会、议事、祭祀、娱乐的活动场所。

会馆的产生基于中国传统根深蒂固的血缘性和地缘性观念。

目前街区中保留的会馆有20处，其中湖南会馆、浏阳会馆、绍兴会馆、粤东新馆为市、区级文物保护单位。

在现存的20处会馆中，有多处会馆与中国近代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事件和人物相关联。

浏阳会馆位于北京宣武门外大街南口半截胡同41号，是谭嗣同的故居。谭嗣同在这里出生、生活，最终在这里主动被捕。

整个会馆主要房屋坐西朝东，广亮式大门临菜市口大街。正房五间，这便是谭嗣同的居住地“莽苍苍斋”。

绍兴会馆位于南半截胡同7号，是鲁迅在北京的故居之一。鲁迅曾在此居住并创作了大量作品。

湖南会馆则是毛泽东等革命先驱曾在京活动的地点之一。

东莞会馆位于烂缦胡同127号，作为明清时期众多东莞旅京人士的主要社会活动场所，是宣南地区会馆建筑的典型代表。

04 历史人物与会馆的不解之缘
法源寺地区的会馆与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众多名人有着密切的联系，这些会馆不仅是居住场所，更是思想交流和政治活动的重要中心。

谭嗣同与浏阳会馆的渊源尤为深刻。他于1865年出生在烂缦胡同的宅邸，并在这里度过童年时光。

1898年，光绪帝召谭嗣同进京辅助新政，他再次抵京，住在浏阳会馆正房北套间，自题为“莽苍苍斋”。

在整个戊戌变法时期，谭嗣同均居住于此，“莽苍苍斋”成为谭嗣同、康有为、梁启超等维新人士常常议事之处。

戊戌政变当天下午，谭嗣同还在“莽苍苍斋”与梁启超商谈。当他得知搜捕康有为的消息后，对梁启超说：

“不有行者，无以图将来。不有死者，无以酬圣主。现在要救先生（指康有为）也不可能，我已无事可作，只有等待死的来临了。”

谭嗣同拒绝南下避难，决意留下，留下“各国变法，无不从流血而成。竟让我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，此国之所以不昌也。有之请自嗣同始!”的慷慨名言。

1898年9月26日清晨，谭嗣同打开浏阳会馆大门，安坐“莽苍苍斋”中，从容被捕。三日后，他在不远处的菜市口英勇就义，年仅34岁。

粤东新馆则是戊戌变法的重要舞台。清光绪二十四年三月二十二日（1898年4月12日），由康有为组织的保国会在粤东新馆的戏楼成立。

在此大会上，康有为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救国演说，呼吁“我四万万同气同种之胄”，只有“合群以救之”，“激耻以振之”，“厉愤气以张之”，“以保一大国”。

05 街区复兴：从历史走向未来
法源寺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与复兴工作正在稳步推进。2002年，法源寺历史文化街区被确定为北京市第二批历史文化保护区之一。

近年来，法源寺历史文化保护区的街区复兴，从找回“丢失”的会馆开始。

今年10月，五处曾经不起眼的大杂院门首挂上了崭新的导览牌，包括东莞会馆、常熟会馆、江苏会馆、宁羌会馆、济南十六邑馆。

按照文保单位的登记划分，它们虽够不上区级文保单位，但“会馆”二字为这些寻常民居注入不一样的“灵魂”。

东莞会馆旧址的修复过程尤为曲折。烂缦胡同127号，即北京东莞会馆旧址，在改造前大门门道被一处自建房堵了一小半，门头还挂着一块黑乎乎的物件。

院内五进的院子里“阡陌纵横”，晾衣杆上的衣服、网线、电线盘根错节，看不出一点儿会馆的样子。

通过寻访曾在会馆旧址内居住的名人后裔，如近代学者、藏书家伦明之孙伦志清，以及历史学家张次溪之子张叔文，项目团队获得了会馆旧貌的珍贵信息。

最终，修旧如旧的“黑红净”大门重现东莞会馆旧址，崭新的导览牌也挂在了门首。

一些会馆旧址已经通过活化利用迎来了新生。位于烂缦胡同108号院的牛街“红色会客厅”，其前身是建于清嘉庆年间的江宁郡馆。

2019年9月，经过改造，红色会客厅正式亮相，成为属地一处集党建活动、居民议事、城市更新为一体的共生院落。

不远处的江苏会馆旧址正在孕育新的业态——以士人文化为展陈主题的“赶考博物馆”。

这里将围绕“科考、乡籍、会馆”三个历史要素，打造“源于科举、高于科举”、“源于会馆、高于会馆”的精品教育基地。

如今行走在烂缦胡同，青砖灰瓦间，老住户们在午后暖阳下对弈闲聊，石阶旁绿意盎然。

而在这些胡同的纵深处，东莞会馆修旧如旧的“黑红净”大门已然重现。

历史的河流在这片南北走向的胡同里静静流淌，纵胡同与会馆的故事，也随着街区的复兴，继续向未来延伸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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